世界重症医学联盟主席Jean-Louis Vincent教授到访我院重症医学科

譬如，可以从该观点的视角，审视本文提到的有关景观利益的一系列裁判事例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人民监督员制度本身随着不断改革就呈现出愈来愈完善的倾向。因此，在参考以往做法的基础上，应结合实践情况进行调整，我们建议针对不同情形分别设置按程序启动和审查启动。

由司法行政机关而非检察机关直接负责选任和管理人民监督员，表面上解决了自己人选人监督自己的问题。其次，在人民监督员提出意见与建议之后，尤其是在提出异议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更需要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考虑是否将不同意见吸纳到具体决定中，使得一些执法决定的作出更具有公正性，去除以往公权力一方决定的官僚化倾向。新增的国家权力显然会对原有国家权力横向和纵向配置格局产生广泛影响，也必然会在法制体系中得到体现。但是，对于现阶段人民监督员的定位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应当把握好长远和当下两个角度的要求，不应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陪审制度已经开辟了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化先河，积累了大量经验之后必然推动公民对整个刑事诉讼的参与，其中应当包括公民参与检察工作。

尤其在我国刑诉法修改前检察机关掌握享有部分自侦权的情况下，垄断性的侦查、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权使得其裁量权必须受到有效的制约。第一种按程序启动，即只要出现了规定中的情形，便直接启动提请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评议的程序。实践中，基于执法实践的强烈需求，尽管立法者确实将创设权限定在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但是地方政府仍然会去创新的处罚类型，实践中的黑名单、违法事实公布都是如此。

[9] 第二，行政处罚种类较为单一，无法应对行政执法的复杂现状。其中，除了第1条、第64条两个中性条款之外，程序性条款多达29条。[20]熊樟林：《地方行政程序规定的体例构造》，《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65页。理想状态下，围绕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概念界定条款，《行政处罚法》的实体性规则理应是饱满的，每一个阶段至少都应有相应的规则布置。

[25]参见张明楷：《违法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体系》，《法学家》2010年第1期，第34页。[45]参见韩亦彤：《我国涉外行政处罚立法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应松年、杨解君：《论行政违法的主客观构成》，《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3]也正因此，《行政处罚法》存在大量的威慑性条款。[4]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1. [5][德]埃贝哈特·施密特一阿斯曼、乌尔海希·巴迪斯编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53页。但是，却无法避免违法成本过低的情况，甚至会形成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尴尬境地。

现在，《行政处罚法》中的程序机制或许并不是十分完美的，但已基本成型，此次修法只需做技术性调整即可。对此，从现有文本来看，1996年《行政处罚法》已经基本达标，立法者彼时已有一定的总则角色的制度定位，文本之中的大部分规范都是用以指导全局的，其他行政处罚规范也基本是在《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框架之下发展起来的。[10]其次，现有处罚类型有限。[47]在立法文本上，典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譬如，建设项目的大气污染防止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简单套用刑法学的四要件体系，[23]非但存有牵强比附之嫌，同时四要件本身在刑法学界也已经是一种日渐式微的犯罪成立之术。

譬如，德国《违法秩序罚法》第1条、[32]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条、第2条等等。在这一理念之下，《行政处罚法》无可避免地被预设成一种所有其他行政处罚立法的依据角色，而不是抽象化的总则。

[7]赵鹏：《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风险规制的兴起及其对传统行政法原理的挑战》，《交大法学》2011年第2卷，第48页。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兜底条款由于受制于法律、行政法规的位阶，功能仍然十分有限，权力被过度集中在了中央层面，地方政府根本无法运用多样化的处罚类型去应对大量的新型违法问题。[37]参见熊樟林：《判断行政处罚责任能力的基本规则》，《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26-132页。[1]这期间，《行政处罚法》亦有两次微小的修改，分别为2009年8月27日第1次修改，将《行政处罚法》第42条中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将第61条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但是，这些已经在实践中运行良好的制度，在制定法上却难以找到依据，而必须逐一通过部门行政法加以明确。在规范结构上，应考虑从程序法转向实体法，将此次修法重心置于完善和创设实体法条款上，从而丰富《行政处罚法》的控权手段。

只有如此，《行政处罚法》才能改变目前逻辑混乱，体系不全的松散局面，才能摆脱以往对逻辑上的自洽与体系上的严谨并没有多少兴趣的落后理念，[22]从而形成一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法律文本。[8]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43页。

有的行政处罚疑难案件无据可循，暴露出《行政处罚法》实体规则的不足。因此，其亦是此次修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25] 因此，意欲从现阶段的松散性结构迈向体系化结构，我们必须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重新予以解读。[54]参见熊樟林：《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处断规则》，《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第156页。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以下两方面的问题比较明显。而且一个中型的铜冶炼厂生产一天就可以得到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利润 …… 显然违法要比守法合算得多。而且，从比较法来看，这也十分常见。因此，在此次修法过程中，必须重申《行政处罚法》的总则角色，其法律功能应当从处罚依据转向统领立法，提高《行政处罚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要明确《行政处罚法》在央地关系的处理上，应当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制度空间，只做原则性规范，而不宜将权力过度集中。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这看起来是似乎是十分丰富的，而且第8条第7项还配备了一个兜底条款，授权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进一步补充。

因此，《行政处罚法》一方面需要在规则设计上保持一定的张力，给低位阶行政处罚立法预留规则创设空间。[41] 第二，从体系上来看，程序性规范在《行政处罚法》中已经完成了体系性布置，其符合行政处罚行为的形成过程，从程序层面搭建了一个囊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立体型权力控制格局，确保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制度化，不仅具有文本数量上的优势，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极具涵摄力的程序模型，为《行政处罚法》释放程序规制效果提供了制度保证。

[27]只有相对人行为同时符合这三个要件时，才能够成立行政处罚。在法律修改过程中，所有实体法规则的配置与安放，都必须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为基本框架。

【期刊名称】《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1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法 。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必须要加以重视，因为这不仅是部门行政法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触及到了宪法层面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话题。同时，立法也可以考虑以行政相对人为对象，从相对人行为达到何种标准才能予以处罚的立场，为行政处罚权提供科学的启动标准和运行法则。[35]因此，体系化的《行政处罚法》，必须要在现有基础上补充更多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条款。

这是因为，《行政处罚法》并不单单保护超个人法益，还包括个人法益，尽管在行政法中，行政法益的大部分内容是超个人法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法益中没有个人法益的内容。应当认识到，《行政处罚法》8条第(七)项的兜底条款，不仅具有限制处罚权滥用的控权功能，其实还具有丰富行政处罚类型的赋权功能。

[19]在此次修法过程中，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中心轴的功效。【摘要】 修改《行政处罚法》，应当从法的规制目标、调控视角、规范结构、功能定位四个方面明确其基本立场。

但是，行政处罚法》的制度残缺问题则较为严重。(2)应受罚款处罚的、使本条第(1)款所指的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的行为，即使其实施不应受谴责、仍属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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